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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代評價”理論視閾下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分析

    ——以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為例

    發(fā)布時間:2020-03-19 作者:高文豪 來源:《北京教育》雜志

    摘 要:實戰(zhàn)化教學是公安院校的鮮明特色,開展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工作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以下簡稱學校)培養(yǎng)卓越警務人才的制度性創(chuàng)新。具有回應性聚焦的評價模式、建構主義的方法論以及注重協(xié)商回應共同建構評價過程的“第四代評價”理論,為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提供了理論指導。通過對學校所開展的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工作進行了重新審視和總結,處于風險地位的主要利益相關者的共同需求是開展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的原因,利益相關者群體對督導對象的建構是進行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的組織原則,通過解釋學辯證法的方法論從不同的主張、焦慮和爭議中得到共識是總結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意見的方法,并且有針對性地對開展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工作提出建議。

    關鍵詞:“第四代評價”;多元價值;協(xié)商;建構;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

    教育評價歷史及“第四代評價”理論概述

    19世紀末至20世紀30年代教育評價迎來“測量時代”,由于當時社會上出現(xiàn)的各種關于學業(yè)成績、人格智力的測量工具以及受科學管理運動的影響,復雜的教育活動可以通過“測驗”或“測量”進行檢驗的觀念成為主流。在該階段,教育評價者主要被賦予測量員的角色,從事選擇測量工具、進行測量、采集測量數據、提供測量結果等工作。教育評價于20世紀30年代進入“描繪時代”,教育評價理論認為“評價應該是一個過程,而不只是一二個測驗。評價過程中不僅要報告學生的成績,更要描述教育目標與教育結果的一致程度,從而發(fā)現(xiàn)問題,改進課程教材和教學教育方案方法”[1]。20世紀50年代末至20世紀70年代末進入教育評價“判斷時代”,教育評價者將評價的視角由教育目標與結果的“描述”轉向對已經確立教育目標的“判斷”以及判斷標準的確定,將判斷作為評價的基本活動,認為完整的評價模式由描述與判斷構成,古貝更是認為“六十年代或者更確切地說,1967年以后,判斷就成了第三代評價者的標記”[2]。

    前三代教育評價理論存在“管理主義的傾向”“忽視價值的多元性”以及“過分依賴科學范式”的問題。“管理主義的傾向”主要是管理者通過金錢資助“控制”著評價人員,二者之間處于不對等關系狀態(tài),這種關系使諸多利益相關者無法在評價過程中維護自身合法利益、表達合理訴求。我們生活在一個多元價值的社會,存在著不同的政黨和利益集團,人們會對教育評價活動是“誰做的”“為誰做的”產生懷疑,因此導致教育評價過程中的利益受害者極有可能對評價結果采取不合作的態(tài)度。同時,“忽視價值多元性”的教育評價,評價結果也便無法被持有其他意見的人接受,即便結果是“客觀的”“標準的”和“科學的”?!斑^分依賴科學范式”使得教育評價過程過分崇拜數據的力量,忘記實證的方法其實也只是人類認識和評價事物的一種方法而已,而且即便是純粹的自然科學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是價值無涉和價值中立的,因為“數據資料自己不會說話,在管理主義支配下,資料數據雖然是評價者用實證科學、數量化的方法技術獲取的,但是這些數據資料卻是評價者首先按照管理者規(guī)定的要求和范圍,然后再用實證方法去提取的”。[3]

    如表1所示,“第四代評價”理論強調評價本質是一種“心理建構”,“協(xié)商”是達成共識的主要途徑,秉持“價值多元主義”,反對 “管理主義傾向”,努力營造平等、合作的評價氛圍。與前三代教育評價理論相比,具有鮮明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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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貝和林肯(2008年)提出了以建構為主要特征的“第四代評價”理論。所謂“第四代評價”是指“以利益相關者的主張、焦慮和爭議作為組織評價焦點決定所需信息的基礎的一種評價形式,它主要用于建構主義調查范式的方法論”[4],該理論認為“評價的方向是面向未來,評價的目的在于促進學校的發(fā)展、學校效能的提升、能力的增長和發(fā)展氛圍的和諧;評價內容注重全面性和整體性;評價主體強調多元性、參與性和合作性;評價方法主張多樣化;評價指標強調個性化和彈性化;評價關系追求平等協(xié)商;評價的結果重視共同認同”[5]。

    “第四代評價”視閾下學校首次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過程分析

    針對軍事院校教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面對軍事斗爭準備的鮮活實踐,院校教育必須與時俱進,堅持面向戰(zhàn)場、面向部隊,圍繞實戰(zhàn)搞教學、著眼打贏育人才,使培養(yǎng)的學員符合部隊建設和未來戰(zhàn)爭需要,向著部隊、實戰(zhàn)、未來貼近再貼近”。[6]作為和軍事院校具有相同屬性的公安院校教育,也要“瞄準實戰(zhàn)教、模擬實戰(zhàn)練、緊貼實戰(zhàn)學、基于實戰(zhàn)評”。[7]

    1.“第四代評價”理論對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的適用性

    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不應是評估者具有操縱性的“一言堂”,應該是通過評估者與被評估者之間就實戰(zhàn)化的課堂教學水平、實驗實訓質量以及教材選用等方面進行多方互動,進而得出評估結論的過程。督導標準不應該僅關注結果與預定的實戰(zhàn)化教學目標之間的差距,而更要關注在具體教學過程中所聲明的“主張”和各種具有“爭議”的問題,評估結論的科學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督導者與被督導者之間的互動性程度,深入隨堂聽課的頻率、座談走訪的深度、調閱論文試卷的廣度?!暗谒拇u價”具有回應性聚焦的評價模式、建構主義的方法論以及注重協(xié)商回應共同建構的評價過程等特點,為開展實戰(zhàn)化教學評估提供了理論指導。

    2.開展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的原因—處于風險地位的主要利益相關者共同需求

    “第四代評價”首先需要在較大的范圍內識別最多的利益相關者,同時不斷向新的利益相關者開放,確保他們在任何時候,以任何方式都可被評估者識別。學校開展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工作,是發(fā)展國家教育事業(y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黨委、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以下簡稱學校)以及用人單位等共同的需求。

    公安教育在公安工作中處于基礎性、先導性、全局性地位,肩負培養(yǎng)公安事業(yè)優(yōu)秀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黨委多次強調公安院校要加強實戰(zhàn)化教學,堅持“實戰(zhàn)化”發(fā)展方向,并在慶祝學校建校70周年大會之時,明確提出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服務實戰(zhàn),進一步提升辦學現(xiàn)代化水平的要求,教育教學要服務公安、面向實戰(zhàn),培養(yǎng)更多符合公安實戰(zhàn)需要的應用型、復合型專門人才。學校將“實戰(zhàn)化”作為“四化”發(fā)展戰(zhàn)略之一,要以“實戰(zhàn)化”為引領,面向、服務、貼近、融入實戰(zhàn),全面推進公安教育訓練現(xiàn)代化。隨著公安院校招錄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公安院校畢業(yè)生將成為公安隊伍補充警力的主要渠道,公安院校畢業(yè)生實戰(zhàn)化素養(yǎng)將直接關系公安工作的有效開展。

    3.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的組織—利益相關者群體對督導對象的建構

    古貝和林肯強調評估的引導必須是開放性的,以確保建構是本位主義的觀點,即督導標準應該是生成的,而非預成的。學校黨委于2017—2018學年第二學期作出啟動督導工作決定,提前部署建立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專家?guī)?,制定《首次實?zhàn)化教學督導工作實施方案》,明確工作目標、組織領導、職責分工、日程安排、工作保障以及督導的內容、方式、重點督導課程。本次督導最終聘請了21位專家,業(yè)務涵蓋了全部的公安工作領域,涉及了治安、戶籍、刑事犯罪偵查、經濟犯罪偵查、禁毒、交通、巡邏、外事、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jiān)察、科技、公安法醫(yī)等。督導內容標準初步設計從課堂教學、實驗實訓類、畢業(yè)論文類、教材及網絡課類四方面展開。經暑期教授座談會討論,最后確定了七個具體標準,即教師對公安工作相關法律法規(guī)、政策、方針和原則的理解、認識和把握;對公安改革發(fā)展狀況與方向的了解、認識和把握;對公安工作規(guī)律的認識、提煉和總結;對公安工作典型案例、熱點問題的了解、把握、分析和運用;對課程相關理論與公安實戰(zhàn)(實踐)的結合度;對警務戰(zhàn)術、技能與公安實戰(zhàn)(實踐)的適應度;對學生認識、分析、解決公安實戰(zhàn)(實踐)問題能力的培養(yǎng)。

    4.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意見—通過解釋學辯證性的方法論從不同的主張、焦慮和爭議中得到共識

    解釋學辯證性的方法要求各方在充分闡釋、解釋的基礎上,通過協(xié)商達成共同建構,每個群體的交流是來自其他群體的建構、主張、爭議和焦慮,這一過程目的不是為了驗證某一種建構,不是為了評判某一種建構的優(yōu)劣進而對其進行評判,在不同建構間建立聯(lián)系形成共識才是最終目的。具體到學校本次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工作,督導專家通過多種途徑了解不同的主張、焦慮和爭議,經過協(xié)商最終建構形成了共識。督導過程中,督導專家通過隨堂聽課、座談走訪、調閱論文和試卷等方式進行督導檢查,形成最終意見,反饋實戰(zhàn)化教學的成果與問題。

    進一步完善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工作的啟示

    1.識別和吸納更多處于風險地位的主要利益相關者

    實戰(zhàn)化教學已經成為公安院校進行教育教學的主要理念,但是關于實戰(zhàn)化教學的定義、標準等卻未能取得共識,因此督導工作其實也是對實戰(zhàn)化教學概念的探索。薛宏偉(2016年)認為“實戰(zhàn)化實踐教學包括以勝任公安工作為目標,以融入公安發(fā)展為牽引,以改革教學模式為關鍵,以建設師資隊伍為重點,以長效機制建設為動力,涵蓋公安院校人才培養(yǎng)的方方面面”[8]。涉及“辦學理念、人才培養(yǎng)模式、教學理論、課程教材體系、教學方式方法、師資隊伍建設、校局合作等多方面”。[9]開展實戰(zhàn)化教學其實是一項復雜的系統(tǒng)性工程,基于“第四代評價”理論,完善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工作首先在于識別和吸納更多的利益相關者,督導團成員不僅包括一線公安機關的業(yè)務領域專家,而且還包括校內外的教師和高校管理者以及部分學生家長等。由于實戰(zhàn)化教學與公安工作聯(lián)系緊密,涉及射擊、禁毒、偵查、反恐、群眾工作等專業(yè)領域,因此不同的利益相關者的識別要更加具有專業(yè)性和目標性,可以向一線公安機關專家傾斜。 

    2.引導每個利益相關者群體得出他們對于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對象的建構

    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過程中存在著公安機關一線的業(yè)務專家如何在較短的時間內評判學校實戰(zhàn)化教學水平的問題,既如何保證評價標準既符合教育教學的普遍規(guī)律又符合公安大學的特殊實際。鑒于此,本次督導構建了一套評價指標體系,雖也經過暑期教授座談會的討論,但主要是學校職能單位根據現(xiàn)狀構建的結果,一定程度上通過協(xié)商的方式引導教授群體和職能機關的共同心理建構,總體而言反映了職能單位的意志。今后,在評估指標構建的過程中,應該由一線公安業(yè)務專家、高校管理者、教師、學生、學生家長等不同的利益群體分別構建,提出各自的主張、焦慮和爭議,再通過協(xié)商的手段,引導各利益相關者進行共同建構。當然這也就意味著各利益相關者群體要提前明確各自的主張、焦慮和爭議。

    3.不同利益相關者運用解釋學辯證性方法取得共識

    督導專家通過現(xiàn)場聽課、訪談座談、查閱檔案材料等方式,在組內討論基礎上,形成了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結論。按照“第四代評價”理論,不同的利益相關者群體具有各自的主張、焦慮和爭議,因此評估結論也會有所差異,若要形成具有共同建構性的評估結論,就需要就各自建構的不同主張、焦慮和爭議進行廣泛交流,使任何一種主張、焦慮和爭議都得到批判和考慮,使各利益相關者的意見和利益都得到尊重。因此,今后可以將督導專家反饋會搭建成不同的主張、焦慮和爭議進行交換和交流的平臺,將督導組內部討論公開化、擴大化、深入化,對暫時未能達成共識的主張、焦慮和爭議要安排協(xié)商議程、搭建平臺進行后續(xù)協(xié)商事宜,甚至召開利益相關者代表進行協(xié)商的論壇等。

    4.針對取得共識及對未達成共識的主張、焦慮和爭議,撰寫案例報告

    “第四代評價”主張的案例報告不只是關于評估對象和內容,而是描述通過邏輯學辯證過程所達成的聯(lián)接性建構,它所提供的代理人的經歷,使讀者明白建構者的態(tài)度及原因,真正了解行為者的有關情況。今后,督導組提交的反饋意見,應該采用個案報告的形式,給出針對實戰(zhàn)化教學督導所要回答的問題,各利益相關者針對不同的主張、焦慮和爭議如何通過協(xié)商達成共同建構的過程,并最終對有關問題給出結論建議。需要指出的是,“第四代評價”理論是基于西方教育發(fā)展及評價的理論,并不一定適合我國教育評價的國情,尤其是公安高等教育,但其理論架構也為我國開展教育評價、公安高等教育評價提供了指導。(作者:高文豪,單位: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務處)

    本文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2018年教學改革研究項目“公安大學世界一流公安學學科建設路徑研究—基于20所行業(yè)特色型高校一流學科建設方案的實證分析”(項目編號:2018JXYJ56)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2][3]張民選.回應、協(xié)商與共同建構—“第四代評價理論”評述[J].全球教育展望, 1995 (3): 53,54,54.

    [4]古貝,林肯.第四代評估[M].秦霖,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24.

    [5]蔡妮凇.“第四代評價”視域下的本科生理論課程學習評價研究[D].長沙:湖南師范大學, 2014.

    [6]李是良, 苑洪亮, 易俊理.面向實戰(zhàn)化軍事基礎教學訓練的科研工作思考[J].教育觀察 (上半月), 2015 ,4(11): 97.

    [7]和萬傳.公安院校實戰(zhàn)化教學研究及實踐探析[J].云南警官學院學報, 2018 (5): 10.

    [8] 薛宏偉.改進公安院校人才培養(yǎng)模式和路徑的思考—以軍事醫(yī)學院校為借鑒[J].山東警察學院學報, 2016,28 (2): 140.

    [9]任克勤.關于公安院校實戰(zhàn)化教學的再思考[J].公安教育, 2018 (9): 61.

    《北京教育》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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