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其中讀出執(zhí)著和意味

年譜書，是關(guān)于譜主年月日的記事，干巴巴的，有啥看頭？因此淺見，我對年譜類書有種近乎本能的“敬而遠之”。偶然機緣，讀了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徐強教授撰著的《人間送小溫——汪曾祺年譜》（廣陵書社2016年版，下簡稱《汪譜》），可以說一定程度上糾正了我的某些偏見。這本書我細細讀過兩遍，每一遍都讀得有滋有味。想來這與我愛讀汪曾祺有關(guān)系，想更多地了解其人其事，而此書信息頗豐，極大滿足了我的閱讀期待。除卻這一因素，干凈雅潔的語言，翔實嚴謹?shù)目甲C，對材料“有意味的”選取，都讓此書雋永有味，資料性與可讀性兼具。

這是本近乎“無中生有”的書。寫這樣一本年譜書，想來是有相當難度的。本書譜主汪曾祺先生出生于1920年，逝世于1997年。77年的人生，跨越現(xiàn)當代，輾轉(zhuǎn)生活于高郵、江陰、昆明、上海、北京、張家口等多地，從事過教師、職員、編輯、編劇等不同職業(yè)，創(chuàng)作生涯50余年，一生游歷多地，跟諸多人有過交集；他又生性隨便，上課不做筆記，也從不寫日記；加上之前出版的諸種有關(guān)汪曾祺的集子缺乏嚴謹?shù)目甲C，錯訛較多，背景信息模糊，就更增加了年譜編撰工作的難度。雖說譜主本人寫過一些自傳性文字，但更多的是情感敘事，相對于年譜的編年記事和嚴謹性，并不能直接拿來所用。支撐性的基礎材料較少，而年譜的撰寫事無巨細，需要海量信息，且每一細節(jié)都要確鑿無疑。將這77年的人生及創(chuàng)作理出一個頭緒來，無疑是個龐大而又蕪雜的工程。成書的背后，有多少艱辛，又有多少樂趣，外人又何嘗能道出一二。

據(jù)我所知，本書作者徐強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新版《汪曾祺全集》的主編之一，承擔了散文及雜著卷（共四冊）的主編工作，占全集總量的三分之一。2019年初《全集》出版后，《北京日報》刊載了一篇名為《歷時8年，打造汪曾祺“善本”》的報道，文中多處言及徐強，說他為辨析一篇字跡模糊的千余字文章，“一個字一個字地摳”，花了一個月功夫；為尋找底本，一次次南下云南各大圖書館；為一篇“聽說”中存在的文章，不惜買下好幾年的報紙合訂本，當最終發(fā)現(xiàn)這篇佚文時，竟興奮地摔壞了筆……

年譜《后記》中言：“年譜撰著與《全集》編纂同步進行，可以說是《全集》編纂的副產(chǎn)品，也是《全集》的必要學術(shù)基礎。……本譜撰述始終只能依靠最原始文獻，盡量做到資料基礎扎實可靠?！?/P>

“在譜主作品方面，本譜充分吸收近年學術(shù)界輯佚成果，所載述、征引的作品比此前所有的別集、選集、全集所涉總范圍多出三百篇（首、件）。其中本譜作者個人的輯佚成果占相當一部分?！?/P>

“首先是遍引歷史檔案、方志、年鑒、新聞報道、相關(guān)人士的散文、日記、回憶錄、傳記、年譜、各地政協(xié)‘文史資料選輯’、戲劇演出公告、說明書、演出門票等文獻。對于有些重要報刊，幾乎加以‘地毯式’搜索?！?/P>

這些話著實讓人動容。資料的廣泛搜求整理，海量又瑣碎的基礎工作，不僅需要耐性，需要鋪下身子、鉆故紙堆、坐冷板凳，更多地還需要專業(yè)素養(yǎng)和能力，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的。

根據(jù)線索，或打電話，或?qū)懶?，一個人一個人去問，有時候問著問著，線頭就斷了。比如2014年，徐強新得到一批珍貴書信，是汪曾祺在20世紀40年代昆明時期致他的同鄉(xiāng)朱奎元的，擬收入新全集。因背景信息不詳，需加考釋。信中提及汪、朱共同的朋友多位，經(jīng)尋訪，在深圳一個“尋訪抗戰(zhàn)老兵志愿組織”幫助下，得悉其中的吳奎先生仍健在，居貴陽。他年輕時是往返貴、滇之間的貨車司機，與汪、朱交好，并曾載他們或為他們傳遞信息物品。后花兩三個月輾轉(zhuǎn)聯(lián)系上吳先生的小女兒珍珍，不料珍珍告以吳先生剛于月前以九十二高齡去世。有關(guān)信息后人并不掌握，這條線索就這樣中斷了。徐強嘆曰：“有不如意事若此！”

汪曾祺曾作《秋山紅葉圖》，原刊在《隨筆》1996年第3期封三上。大概為求證此畫的創(chuàng)作背景，徐強曾寫信給山東作家邱勛先生（2018年去世）詢問——因邱勛在《濟南的名片》一文中提及此畫。后來邱勛回了信：

關(guān)于汪曾祺先生的那幅畫，我見到的不是原作，是在報紙或刊物上見到的印刷稿，只記得畫的是墨菊，至于報紙或刊物的名稱，也已經(jīng)完全忘記了。畫上的那段題詞，引自《老殘游記》，我比較熟悉，大抵沒有記錯。很抱歉，以上所說情況對于編輯工作沒有多大用處。汪曾祺先生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中最重要的作家，編他的全集和年譜長編很有意義，希望并相信你能夠把這件事情做好，為中國文學做出貢獻。

我個人與汪先生沒有交往。曾聽咱省作家張煒先生說過，他們幾個青年作家曾問過汪先生，《受戒》《大淖記事》的主題思想是什么？汪幽默地說，是五講四美三熱愛，并且拍著自己的肚子說：這邊放著《受戒》，內(nèi)容是五講四美；這邊放著《大淖記事》，內(nèi)容是三熱愛。

這封郵件的日期是2013年7月12日。

徐強又寫信咨詢作家張煒先生，也收到回信：

汪先生是個有意思的人。您說的事是有的。

我和汪先生在他生前不少次見面，如開會等在一起。

最長的一次是應浙江三聯(lián)書店經(jīng)理葉芳之邀，與汪先生、丁聰先生、吳祖光先生等在杭州的一個多星期。汪先生天天講笑話，一喝了酒就講。他一次一般要喝一瓶加飯酒，喝后臉色有些發(fā)黑，然后就開始講故事。有時也講些文壇上的舊事?？傊莻€極有趣的人。有才華的人一般都有趣。

郵件時間是2013年7月27日。

在我看來，兩封回信都有趣、耐看，極有價值。徐強手中，這樣的信會有很多吧？他在《后記》中說：“廣泛訪問譜主的親友、故交、當事人、知情人，受訪者共逾300人，提供有效信息者，無慮二百人以上。年齡最長者94歲，70歲以上者不下50人?！行└吣甑脑L問對象尚未來得及回復就遽然辭世，這使筆者在遺憾之余更迫切地意識到，很多訪問是帶有資料搶救的性質(zhì)?！庇纱丝磥?，本書很多資料為“絕響”。這些搶救來的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更加凸顯了本書的意義。

訪問的工程量之大自不待言，訪問之前的知識儲備、訪問的由頭、線索，都得靠豐富的積累，不是一天兩天的功夫。而采訪背后的故事，幾多周折、幾多辛苦、幾多意外、幾多收獲，也只有尋訪者本人能說得清了。

世界上有不憚麻煩的人，徐強應算一個。上述大抵可以看出，《汪譜》撰述花了多少功夫。

我喜歡此書的原因有三：一是豐富的信息含量。二是考證翔實，信息完備。三是好看，滋味雋永。原本認為年譜只是客觀記事，記某年某月發(fā)生了什么事情，不帶感情色彩。但本書材料的選取卻帶有作者個人的傾向性，這讓《汪譜》具有了獨特的味道，增加了可讀性和雋永的意味。

（作者單位：山東財經(jīng)大學）

《中國教育報》2020年08月05日第6版